我五周岁上小学，在上海市卢湾区第一中心小学就读。小学里给我留下印象深刻的事情之一是五年级起每两周有一次劳作课，劳作室内摆放着锯、刨、凿等木工工具。清晰地记得第一堂课是做木拖鞋，每人发两块木板、两根橡皮带、八枚钉子，老师教我们把脚踩在木板上，用笔画出轮廓线，然后自己用钢丝锯锯，用木锉修光，再用凿子凿出个鞋跟，最后将橡皮带钉上，木拖鞋就大功告成了。我很喜欢上劳作课，上完这次就惦记着二周后的那次。    
中学（上海市向明中学）时自己曾制作过即使按当时的眼光看也很一般的船模，并和同学到河里“试航”，无形中孕育了对船的兴趣。凭着这种朦胧的兴趣，1957年我考入了上海的交通大学船舶动力系。基础课上完后开始分小专业，我选择了“涡轮机专业”，理由仅是觉得该专业比较“新”。

　　我1957年入校，1962年毕业。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1958年开始三年自然灾害。所以政治活动特别多。在这样的情况下，交大的教、学质量回忆起来仍然是值得称道的。例如，那时交大有一套严格的实习课程体系，如焊接、机械加工、铸造等每个工种都有一周实习时间。老师讲清要求、步骤，然后让我们自己操作，动真格地做，不是走过场，我很喜欢这些课程。参加工作后，更体会到这段经历对产品设计和现场处理问题很有帮助。

　　至今我都能想起老师们讲课时的生动形象和特征动作，并从心底里感谢他们!举一例，有位讲授运行课的聂光墀老师，是个矮胖的老教授，像个老小孩一样。他讲课严格说不是特别好，可能年纪大有一点罗嗦，但讲课很尽心，讲到得意的时候，他举起拿着粉笔的右手在讲台上“啪”一下，突然来了个360度的旋转。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他的招牌动作依然很生动地留在我脑海里。聂教授工作阅历丰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最主要是他确实很尽心于教书育人，所以他在学生当中受欢迎程度还是蛮高的。

　　还有一位老师，就是后来担任上海交大校长的翁史烈老师，对我影响很大。他从苏联学习回校时，我们已经是毕业班了，没能真正教过我们。但我毕业后从事的工作，跟他的研究领域重叠度较高，我搞舰船燃气轮机，他在这个领域中是位有代表性的领军人物，学识丰富、为人谦逊，是我们的前辈。该领域的各类会议，经常特邀他参会。

　　交大的教学质量从毕业设计中也可反映。例如，我们这届船舶涡轮机专业毕业设计分成两个方向：一组是船用蒸汽轮机，这组学生成份好，课题是涉军的，当时我国驱逐舰就用蒸汽轮机动力装置。另一组是船用燃气轮机，技术比较新，当时国内在起步阶段，我就分到这组。当时世界上舰船燃气轮机发展最快、最先进的是英国，它搞了一个新型号G6，国外文献上有一些技术报告，指导老师根据国外文献，写成综述发给我们，让我们进行反设计。他要求我们每人均对该发动机做一个循环计算，然后分别做压气机、燃烧室、涡轮等部件的设计。我被分工做G6燃气轮机的总体循环计算和涡轮的细部设计。从国外资料上只能获得一个总参数，各部件的性能参数得自己去分析、计算、匹配，还要根据国外期刊上的示意性总图画出涡轮的结构总图。毕业设计完成后交指导老师评阅并给出书面意见。毕业设计的资料我一直保留至今。参加工作后曾与同年其他院校毕业的同事聊及毕业设计，他们都没有这么贴近工程实际的毕业设计。从这个小例子就能看出交大的教学风格。

　　正因为交大注意理论与工程实践相结合的人才培养目标和风格，所以交大学生毕业后到研究与工程相结合的单位通常很快就能融入。这个我有切身的体会，我是1962年进703所，到1970年已经是407舰船燃气轮机的主任设计师，这是我国首台由航空涡喷发动机派生的舰用燃气轮机，整机研发获得成功，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交大毕业生很受研究院所的欢迎，交大毕业生在这些单位的表现也比较出色，不少人成为技术领军者。有个生动的例子，某新型驱逐舰研制，任命该舰动力系统的主任设计师为701所的林诚亮，负责整个动力装置；副主任设计师，703所的闻雪友，负责燃气轮机动力装置；副主任设计师，711所的李国瑞，负责柴油机动力装置；副主任设计师，704所的王少梅，负责变矩桨系统；副主任设计师，703所的徐振忠，负责传动装置。上述五人均为交大1962年毕业生，前四人为上海交大，后者为西安交大，你说有多巧？!这型驱逐舰整个动力系统都是交大毕业生负责，是交大1962届同学大会师。这个故事典型地反映了交大人在舰船领域极其活跃。

　　交大当时校园文体活动也搞得相当丰富多彩，有声有色。体育方面，学校篮球队、排球队、棒球队都是市级的。我们这一届出了一名国家男排第一主攻手祝嘉铭、校棒球队队长胡立业、篮球名将徐维新等一批主力。  

　　祝嘉铭，身高一米九，坐我后排，读上海时代中学的时候就是市排球队队员。他成绩挺好，谢绝了保送，是正式考上的。要是有比赛活动，他肯定会给我们门票，看的机会多了，我们就成了排球“粉丝”。

　　祝嘉铭开始是上海市队，市里面有集训就去，不集训还在交大读书。后来二年级没念完就调到国家男排队。但交大，一直保留着他的学籍。    

　　有一次，一条俄罗斯商船到达上海港休整，他们主动提出来进行一场排球友谊赛。因为是他们主动提的，市里面就觉得他们实力比较强，再一想对方属于船舶系统，交大很对口，就安排交大排球队与他们打一场友谊比赛。比赛中祝嘉铭的超手扣球很厉害，老外接他一个球，整个人都打翻在地，这就是他扣球的力量。  

　　交大那时候艺术团也很发达，有话剧队、舞蹈队、合唱队、民乐队、管乐队、京剧团、还有舞美队，统称“上海交大学生艺术团”。当时全国高校学生艺术团中，上海交大和清华同为一南一北的佼佼者。我们1962届学生参加乐队、合唱队、舞蹈队、话剧团、舞美队就有30余人，还有人当上铜管乐队队长、指挥。当时，参加艺术团的同学集中住一栋宿舍，上课和班级同学一起，上课以外所有的活动都在艺术团。

　　我们班里的沈再璋小号吹得特漂亮，在中学就是个特长生，一考上交大就进了管乐队，还当上了队长。乐队招新生时，他觉得我还可以，来动员我报考。他说请了上海管乐团的老师当主考，就考两门，一是五线谱，基本乐理知识；二是音准，就是钢琴弹奏的时候跟着唱，难度不会很大。这么一说，我心有些活。在学习上，我是属于那种绵羊型的，比较听话。小学有音乐课，五线谱也教了，我当作其他课一样认真地去学，所以还有些基础。这样，我懵里懵懂地就去应考。    

　　考五线谱问题不大，音准也尚可。随后，主考官用手指在桌上敲击一段节奏，让我用手指复击。要是敲短一点我还行，可是他敲得比较长，我一点心里准备都没有，除了前面节奏还有点印象，后面根本记不住，只好硬着头皮胡敲了。接着他用钢琴弹旋律，让我复唱，这跟现在的电视大奖赛一样。考完后我垂头丧气，我对队长说：“你这是拿我寻开心，拿我开涮啊，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样考法!”最后奇迹发生了，我竟然被录取了。队长说在报考人员中我的乐理属好的。  

　　这样，我就加入了学校管乐队，住进了艺术团宿舍。新成员兴致都很高，一人发了一件乐器，我们拿着它天天练。我吹的圆号，著名的《蓝色多瑙河》开始时的柔和、优雅的主旋律就是用圆号演奏的。“大跃进”的时候演出比较多，交大艺术团水平比较高，所以各工矿企业都来请。